【译文】

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人，一定会遵循天道，顺乎人情，并且赏罚严明。遵循天道，用力虽少，但是功名可以建立；顺乎人情，刑罚虽少，但是法令得以施行；赏罚严明，伯夷和盗跖就不会错乱。这样，黑白就会分明。治理得很好的国家的臣子，通过为国家效劳立功来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在工作上显出才能被授以职位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竭尽全力才担任职务。臣子全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胜任他的官职，轻松应对自己的任务，而且心里没有保留一点力量，对君主也不负有兼任其他职位的责任。因此在国内没有潜藏的怨恨产生，在国外也不会出现像赵括一样纸上谈兵的祸患。贤明的君主要让臣子的工作互不干扰，所以因争执而相互控告的行为就会停止；让官吏不兼任其他职位，所以技能就能够长进；不让臣子建立同样的功绩，就不会再有争执。争执和相互控告的行为停止，技能得到长进，强者和弱者就不再互相争斗，就像冰和炭不同时放在同一个容器里一样，所以不会再发生冲突，天下人不再互相攻击伤害，这就是治理国家的至高境界啊。

【小识】

知人善任

“用人”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老话题，也是一个纠结至今的老问题。治国理政、国计民生，不可能只靠一人之力或数人之力维持，而要君主群臣、民众百姓齐心协力，方可运转有序、有条不紊。所以最为根本的就在于如何用人。用得好，任人唯贤，自然是人尽其才、各守其职；用得不好，任人唯亲，难免是舍长取短、泥沙俱下。一句话，知人善任才是关键。

《韩非子》也有《用人》一篇，专门来说用人的问题。韩非认为，古代善于用人的执政者，必定遵守“循天顺人而明赏罚”的原则，遵循天理，顺乎人情，严明赏罚，这也是他一直谈到的治国原则。

有一些历史很能说明问题。子产是春秋末期，郑国的国相，他善于执政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人。《左传•襄公三十一年》记载：“子产之从政也，择能而使之。”譬如，“冯简子能断大事，子大叔美秀而文，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，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、班位、贵贱、能否，而又善为辞令，裨谌能谋，谋于野则获，谋于邑则否。”这些人物都是各有所长，所以，等到郑国即有诸侯之事时，“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，且使多为辞令。与裨谌乘以适野，使谋可否。而告冯简子，使断之。事成，乃授子太叔使行之，以应对宾客。是以鲜有败事。”子产在执政过程中，能够依据每人的才能和长处来安排工作，因此才能做到一层一层稳妥推进，极少出现失败的事例。连孔子也称赞说：“为命，裨谌草创之，世叔讨论之，行人子羽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” 

执政者善用人，不仅表现在能够知人善任，让他们各尽其才，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使人才做到“在其位，谋其政”。要分工明确，臣子不能有越职行为，如此才能国家稳定，朝政有序。韩非《二柄》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，典冠者见君之寒也，故加衣于君之上。觉寝而说，问左右曰：“谁加衣者？”左右对曰：“典冠。”典冠出于好心，给韩昭侯加了衣服，但是属于越职行为，其罪更甚于典衣的失职之罪。因此韩非认为：“故明主之畜臣，臣不得越官而有功，不得陈言而不当。越官则死，不当则罪。守业其官，所言者贞也，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。”君主只有做到让臣子各司其职，不越职行事，才能防止他们私下结党营私，君主的权威才能保证，国家的稳定才有保障。（阿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