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儒家学者用文献典籍来扰乱法治，游侠用武力违反禁令，但是国君对儒生和游侠都以礼相待，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。触犯法律理应治罪，但儒生却因为精通典籍而被官府任用；触犯禁令理应诛罚，但游侠却因为敢于刺杀而被私家豢养。所以法律所反对的，却是国君所任用的；官吏所惩罚的，却是国君所豢养的。法治反对的和国君采取的、官吏惩罚的和国君豢养的，四者相互矛盾，又没有固定的标准，即使有十个黄帝在世，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所以践行仁义的人不应该被赞扬，赞扬他们就会妨害事功；精通典籍的儒生不应该被任用，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。

【品读】

韩非的局限

《韩非子•显学》篇说：“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”儒家和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，俨然是天下的显学，而其主张又与韩非的法治思想背离，所以被他严厉批判。这里所说的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，就是针对儒、墨两家所说的。墨家的问题暂且不说——游侠就是其流弊之一；就学派及思想的影响力而言，儒家学派可以称得上是显学中的显学。孔子去世之后，孔门弟子不断分化，“儒分为八”，在学派内部衍生出了各种流派。韩非的批判就是针对孔子及其后学展开的。

为什么说“儒以文乱法”呢？韩非说“行仁义者非所誉，誉之则害功；文学者非所用，用之则乱法。”他举了个很典型的例子：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羊，他就去给官员举报了。结果楚国的令尹说：“杀之！”认为直躬尽管耿直忠心于君主，但对父亲而言却是大逆不道的。这就是，“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”。同样，鲁国有人跟从君主作战，三战三败而逃。孔子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：“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养也。”孔子认为这是孝道，所以推举提拔了他。这就是“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”。所以说，令尹诛杀了直躬，楚国的奸邪之事就没有人举报了；孔子奖赏了逃兵，鲁国的民众就容易投降逃跑了。这就是上下之间利益的根本差别。“法之所非，君之所取；吏之所诛，上之所养。法、趣、上、下，四相反也，而无所定，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。”法治错乱到这样的程度，难怪韩非感叹，即便是有十个像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能将其治理好。

韩非所说的“文学”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学，而是指诗书礼乐等儒家的文献，“文学者”也就是指那些研习儒家典籍的人。韩非对其表示出很大的反感，一再说他们是乱法无用，将其与那些长于纵横辞辩的“言谈者”、游侠一类的“带剑者”、逃避兵役的“患御者”、以及从事工商之事的“商工之民”，一起指斥为“五蠹”，并且说：“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养耿介之士，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，削灭之朝，亦勿怪矣。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韩非反对乱俗、强调法治、注重耕战、主张富国的核心思想，在当时无疑有着积极的、进步的意义，今天也是值得重视的。

不过，韩非由此而反对一切的“文学之人”与“言谈之士”，甚至说：“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；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。”提出废除礼仪教化、禁绝文献典籍，完全回到“以法为教、以吏为师”，以及鼓励攻战、崇尚勇力的状态，这显然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，也为后来专治、集权的“反智”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大局限。（阿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