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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清风典历】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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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译文】

儒家学者用文献典籍来扰乱法治,游侠用武力违反禁令,但是国君对儒生和游侠都以礼相待,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。触犯法律理应治罪,但儒生却因为精通典籍而被官府任用;触犯禁令理应诛罚,但游侠却因为敢于刺杀而被私家豢养。所以法律所反对的,却是国君所任用的;官吏所惩罚的,却是国君所豢养的。法治反对的和国君采取的、官吏惩罚的和国君豢养的,四者相互矛盾,又没有固定的标准,即使有十个黄帝在世,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所以践行仁义的人不应该被赞扬,赞扬他们就会妨害事功;精通典籍的儒生不应该被任用,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。

【品读】

韩非的局限

《韩非子•显学》篇说:“世之显学,儒、墨也。”儒家和墨家在当时影响很大,俨然是天下的显学,而其主张又与韩非的法治思想背离,所以被他严厉批判。这里所说的“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”,就是针对儒、墨两家所说的。墨家的问题暂且不说——游侠就是其流弊之一;就学派及思想的影响力而言,儒家学派可以称得上是显学中的显学。孔子去世之后,孔门弟子不断分化,“儒分为八”,在学派内部衍生出了各种流派。韩非的批判就是针对孔子及其后学展开的。

为什么说“儒以文乱法”呢?韩非说“行仁义者非所誉,誉之则害功;文学者非所用,用之则乱法。”他举了个很典型的例子: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,他的父亲偷了羊,他就去给官员举报了。结果楚国的令尹说:“杀之!”认为直躬尽管耿直忠心于君主,但对父亲而言却是大逆不道的。这就是,“君之直臣,父之暴子也”。同样,鲁国有人跟从君主作战,三战三败而逃。孔子问他原因,回答说:“吾有老父,身死莫之养也。”孔子认为这是孝道,所以推举提拔了他。这就是“父之孝子,君之背臣也”。所以说,令尹诛杀了直躬,楚国的奸邪之事就没有人举报了;孔子奖赏了逃兵,鲁国的民众就容易投降逃跑了。这就是上下之间利益的根本差别。“法之所非,君之所取;吏之所诛,上之所养。法、趣、上、下,四相反也,而无所定,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。”法治错乱到这样的程度,难怪韩非感叹,即便是有十个像黄帝那样的圣人也不能将其治理好。

韩非所说的“文学”,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学,而是指诗书礼乐等儒家的文献,“文学者”也就是指那些研习儒家典籍的人。韩非对其表示出很大的反感,一再说他们是乱法无用,将其与那些长于纵横辞辩的“言谈者”、游侠一类的“带剑者”、逃避兵役的“患御者”、以及从事工商之事的“商工之民”,一起指斥为“五蠹”,并且说:“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,不养耿介之士,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,削灭之朝,亦勿怪矣。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韩非反对乱俗、强调法治、注重耕战、主张富国的核心思想,在当时无疑有着积极的、进步的意义,今天也是值得重视的。

不过,韩非由此而反对一切的“文学之人”与“言谈之士”,甚至说:“故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;无私剑之捍,以斩首为勇。”提出废除礼仪教化、禁绝文献典籍,完全回到“以法为教、以吏为师”,以及鼓励攻战、崇尚勇力的状态,这显然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了,也为后来专治、集权的“反智”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大局限。(阿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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