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诏书说：要成就非凡功业，就必得有非凡之人。所以，有的马尽管奔跑时踢人，但却能跑千里之遥；有的人尽管违世抗俗，但却能立功成名。对于那些不因循轨辙之马和不守规矩之人，关键还是在于如何驾驭罢了。现命令各州县，察访官吏百姓中有俊逸之才、可任将相者，或可出使边远异国者。

【小识】

本文是汉武帝刘彻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下发的求“茂材异等”诏。本年汉武帝50岁，登基称帝已34年。也就在本年冬，一代名将卫青去世，汉武帝因此而感到“名臣文武欲尽”，所以才下发了这道著名的求贤令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，卫青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，卫青谢世，汉武帝倍感人才凋零，所以才要以非常之举荐拔人才。

汉武帝的功业早已彪炳史册，无需赘言，但是，促成其功业的，除了汉武帝个人的雄才大略之外，还有围绕在他周围的无数杰出人才。汉武帝从来都重视和发掘人才，不遗余力地提拔人才。他大力改革用人制度，全面实行察举、贤良、上书、太学等综合手段，不问出身，唯才是举，而且，先后于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、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、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、元封五年下诏四次求贤，这完全能体现他求贤若渴的治国态度。

本文即汉武帝的第四道求贤令。令文以简明扼要的短短数语，将汉武帝的用人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：治国理政的伟业迫切需求杰特之才，有杰特之才，方能成就杰特之功。人无完人，那些有才华的人，当时或许未能得到好评，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出众的才华与能力，而且还要重用其才华与能力。无论是怎样的马、怎样的人，都在于驾驭者、用人者的掌控了。这样大胆、张扬的诏书，完全能体现出汉武帝破格用人、驾驭群才的恢弘自信，也只有汉武帝这样不守成规、睥睨八荒的雄才，才能突破儒家忠孝德行的人才评价，走向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。

毫无疑问，汉武帝的用人方略，是造就了西汉盛世的关键因素。对此，班固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评述，兹摘引于下：

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兒宽，笃行则石建、石庆，质直则汲黯、卜式，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，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，历数则唐都、落下闳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，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，其余不可胜纪。是以兴功造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。

班固作为西汉历史的权威研究者，其论述最具说服力。

有意思的是，历史上的另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曹操，也有类似的求贤令，只不过，曹操求贤令文的力度更有甚于汉武帝。这里也将曹操的求贤令列出，供读者比较阅读：

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，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？及其得贤也，曾不出闾巷。岂幸相遇哉？上之人求取之耳！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”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

汉武帝的求贤诏只是说人无全人，但并未提及“盗嫂受金”，曹操则明确提出，类似陈平这样有“盗嫂受金”的劣迹但又能力突出者，都可以为他所用。显然，曹操在用人方面迈出的步子更大一些，这固然是曹操身处乱世、思贤尤急的现实需要，也必然与汉末朝纲解体、儒家思想急剧衰落的社会基础相关。相同的是，汉武帝和曹操都搜罗到了大量的统军作战、治国理政甚至出使绝域之人，“唯才是举”是他们不变的法则。

今天，我们阅读汉武帝和曹操的求贤令文时，依然感慨万千。千古以来，人才难得，人尽其才更为难得，而要形成济济多士的集群优势则尤为困难，所以，“得天下英雄而用之”就成了所有统治者的共同心愿。试想，当汉文帝“拊髀”而思得廉颇、李牧时，那是怎样的向往与无奈！当唐太宗说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”时，那必然是费尽心力之后的自豪和感慨！由此，再来回溯汉武帝“有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”的论断，确实能说明，尊重人才、挖掘人才是我们悠久而优良的传统。（萧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