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据臣历年来的观察，寒门在朝廷没有亲党庇护，在社会上也没有贵戚支援，其根基轻而薄。只要他们没大过失，还是可以获得宽容。外戚则不同，他们凭借天子、后妃之亲，如同大树一般根连枝牵，繁茂纷呈，占尽四季的便利，所以其影响极大。外戚位居权要，便被四方人士侧目而视；一旦犯错、为法所不容，那便罪不容诛了。他们自身遭殃尚且不算，关键是国家也会因此而遭殃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婚姻私情人人都有，他们会将对外戚的嫌疑扩展及于国家。所以疏远之人依附于皇帝，会赢得人们的信任；外戚进用，反而还会招致嫌疑。这样的嫌疑在百姓间积久了，会造成皇宫乃至国家的祸患。似此之例以前就有，想来不免让人寒心疑惧。

【小识】

本文为庾亮辞让中书监的奏表。庾亮是东晋著名外戚、权要（明帝的妻兄、成帝的舅公），曾在王导、王敦之后主持朝政，同时，他还是大名士，容姿俊美，善于清谈，“笔敷华藻，吻纵波涛”（《晋书》本传评语），不仅有口才，还有文采。在庾亮和庾翼的带动下，新野庾氏一跃而成为与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并列的东晋五大门阀之一。应该说，在东晋的政界和文化界，庾亮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。

本表最耐人寻味之处，就是门阀政治下政客们的隐曲心思。中书监是要职，自曹丕设立中书监、令以来，中书监即为实质上的宰相。如此美职，别人求之若渴、趋之若鹜，可庾亮为何还要辞让呢？其中究竟，耐人寻味。此前，庾亮曾任职中书郎、散骑常侍、中领军等要职，散骑常侍具有平章尚书奏事的权力（即具有议政权），中领军执掌宫廷禁卫，这些都是时常出现在皇帝身边的要职。由此再晋升中书监，可谓仕途畅达，平步青云，位极人臣。但庾亮毕竟还是坚决辞让了。为什么？

委任令当然出于皇帝。东晋之初，王导辅佐司马睿登基称帝，安抚江南本地的士大夫，为稳定晋初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所以，时有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说法，即琅琊王氏与河内司马氏共享天下统治权。当琅琊王氏权势鼎盛、一族独大的时候，司马睿心中的殷殷忌惮便油然而生，所以，自司马睿开始，就企图培植新的大族以平衡王氏势权。遗憾的是，司马睿的措施激起了王敦之乱，他自己也因此郁愤而死。晋明帝司马绍即位之初，正是王敦起兵向阙、大权独揽之时，此时的他亟需一位信任度高、资望俱佳的大臣依为心膂。庾亮作为皇帝舅子哥，资历、人望、信任度均符合抗衡王氏权力的要求，也符合宰相的条件，司马绍遂委庾亮以中书监之要职。因此，这一任职其实是深层反映了东晋政枢的波谲云诡。

可是，庾亮也有他的顾忌。在本表中，他一再声明，国恩浩荡，不胜感激，之所以辞让，不是才华、能力的问题，而是身份的问题。身为后党，“姻娅之嫌”，才是关键。对一般官员而言，他们朝廷无党，朝外无援，所以，即便偶有过错，人们也会宽容。但后党不同，后党凭借的是“天地”（即皇亲国戚），这优势太明显，所以，人们对后党的要求、监督就更为苛刻，一旦犯错，就“罪不容诛”。进而，如果后党的优势一直延续下去，会示天下以不公，形成社会心理的抵触，那就会危及国家的统治根基。殷鉴不远，两汉政权不都以“抑后党安，进婚族危”吗？庾亮还说，富贵荣宠，我本向慕；刑法贫贱，我也不甘；违背国令，我更不敢。之所以辞让，就是为国家大局着想，拳拳之诚，希望能得到体谅。应该说，庾亮的说辞，有其充分的理据，不避忌讳，直言要害，显得正大光明，说服力很强。对此，金圣叹评价说：“良由吐于肝膈至诚，固非敷华剡藻之所得而并比也。”（《金圣叹全集》第五卷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。

但是，如果从门阀倾轧与平衡的角度去思考，那我们会看出，在这正大光明的说辞背后，还有着门阀政客不想明说的隐曲。此时的王敦驻军武昌，诛杀大臣，政由己出。如果让后党出身的庾亮代替王导以为中书监，那会不会授王敦以口实，进而刺激其暴行？前一年，王敦攻入建康时，建康守军根本无法抵抗；如果王敦因此而再次举兵向阙，那更会摧枯拉朽，更是国之灾难，所以，庾亮才坚决辞让。显然，庾亮是有着深长思考和全局眼光的，可以一定程度地安抚和稳住王敦的野心。

当然，王敦跋扈时，建康城中王导的日子难捱，他率王氏子弟请罪，中书监之职也做得极为别扭。所以，当庾亮推辞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司马绍还是继续以庾亮代替王导，任中书监之职，庾亮也确实平稳地接了过来。（萧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