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 近来有乐安人任昉，是海内俊杰，很早就做了官，得到士人的普遍称誉。他的文章风骨俊朗，辞采华茂，可以与著名文人曹植、王粲并驾齐驱；他的人格洒脱超俗，可与名士许劭、郭泰比肩。他礼贤下士、汲引贤才，如同战国的孟尝君、汉代的郑当时。他见到贤良之才，就眉飞色舞、扼腕动情，甚至鼓掌相庆。士人的好坏由他评说，是非高下由他判定。于是他家门庭若市，士人云集，车辆辐凑，客厅里座客常满。……等到任昉在新安去世，葬于扬州后，其门前便很少有吊唁之人；任昉坟草未生，墓前便很少有人祭奠。任昉年龄尚幼的孩子朝不保夕，流离于边海之地，寄居在瘴气弥漫之地。往日那些手挽手的亲密朋友，以及所谓的生死之交，没有一个如叔向（羊舍）那样为故友之子而落泪的，也没有如郈成子那样将自己的宅院隔离出来以供故友遗孀居住的。

 【小识】

 本文作者刘峻，字孝标，后世多称“刘孝标”。刘峻极有才学，却因性格耿介、语言直率而屡遭嫉恨，仕途偃蹇，长期沉沦下僚。其文长于论才，《文选》选录了其《辩命论》《广绝交论》两篇，从来都是名文。刘峻还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学者，其《世说新语注》引证极富，学术价值极高，向来与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、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并称为“四大名注”。

 本文是为任昉的际遇鸣不平而作。任昉是当时文宗，为人热情，奖掖后进不遗余力，刘峻就是当年曾被任昉赏识的人才之一，更典型的是到溉、到洽，到氏兄弟受到任昉的大力称誉和优待，但任昉去世后，其子东里、西华、南容、北叟四人生计寥落，却无人助其解困，更无人引援。对此，刘峻义愤在胸，遂撰文批判，矛头直指到氏兄弟。

 首先，刘峻将人之交情分为五类：势交（依附权势），贿交（趋奉有钱），谈交（结交名人），穷交（互相利用），量交（思量再三，谋而后交）。这五类交情，表面上看是交情，实质上则类同交易，其根本都是攀附，或者待价而沽。这说明刘峻对他所在的人际交往持有悲观甚至是否定的态度。

 其次，刘峻以任昉为例，写其生前的门庭若市、咳唾成珠，那些为了获得好的评价或声名的人，莫不竞相奔凑，但任昉去世后，坟草未生，即已无人理会，那些任昉称誉、优待或提携过的人，则形同陌路，毫不顾惜。刘峻通过势利之徒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，辛辣地讽刺了士人们奔竞于权贵之门的丑态。而那些忘恩负义者如到溉，见到刘峻此文，“抵几于地，终身恨之”（刘璠《梁典》），从到溉的羞愤之态可以看出，本文批判的锋芒和力度之强大。

 在我们看来，刘峻对势利之徒的讽刺和批判值得肯定，但他对人情交往的悲观态度似略嫌过之。世人都期待着纯粹的交往和淳美的感情，因而人情中永远都保留着许多淳美的底色，无论爱情、友情还是亲情，莫不如此。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，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品，都以其深沉纯粹的感情不断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，进而又培育着、净化着人们的感情世界。即便是放在物质和商业如此凸显的时代，放在金钱作用无限放大的今天，这样真淳的情感期待，和为这些感情而培植的生长空间，都依然还是长留天壤，月白风清。

 当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与人的交往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。因为复杂，所以，尔虞我诈、口蜜腹剑、趋炎附势、忘恩负义、唯利是图等情形就司空见惯，甚至成了人际交往中的常态现象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这有点夸张。以任意两人的交往来说，只要是长期的交往，便必然是以真诚为主导，哪怕是偶尔的口蜜腹剑或尔虞我诈，都会导致两人关系的根本性变化，甚至会导致交往关系的终结，所以，尔虞我诈之类的负面行为只不过占据小部分，人与人之间交情的主体还是倾向于真诚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应当对人情抱以温情的期待，不能一概地视之为一场交易。当然，对那些单纯以趋炎附势为目的交往来说，其间的真诚就基本无从谈起了。

 刘峻性直语切，在当时确实得罪了不少人，以致于有人故意打压、为难他，这使他心中极不痛快，对人际交情颇感失望，体现在本文中，就是他对人际关系基本否定的概括。这样的概括不尽符合实际，我们不完全赞同。当然，他对到溉的讽刺，是正确而有力的，我们完全赞同。（萧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