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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寒人的兴起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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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译文】

刘宋孝建、泰始年间,皇帝独握天下大权,百官形同虚设,权力从不给外人。但是,刑法、政务纷繁复杂,从常理来说,一人肯定难以兼通,于是皇帝将自己的耳闻目视之事,都归之于亲幸之臣。赏罚是为政的关键,是国政的权衡,可是,出宣政令、汇纳奏章之事,却全由亲幸之臣掌握,于是,士人为了巴结、奉迎权幸之臣,争先恐后,车迹交叠,如同辐凑。国君以为,这些亲幸之臣身份卑贱、地位低下,所掌之权不会太重,却不知社鼠凭神庙而尊贵,狐狸借老虎而施威,亲幸之臣在朝廷(外廷)无胁逼国君的疑忌,在内廷却又有专擅权力的能力。他们的权势能使天下倾斜,而国君却不了解这一切,他们朋比为党,政事全靠贿赂完成。……到刘宋明帝末年,国运由盛而衰,那些邀权徼幸之徒,忌惮于皇族和外戚,欲使年幼的皇帝孤立无援,自己长久地窃取国家大权,于是他们虚构罪名,刻意制造祸端,以致于明帝诸弟、宗室诸王,都相继遭遇杀戮。

【小识】

本文是沈约《宋书•恩幸传》的论语。恩幸之臣,主要指那些出身低微、全靠皇帝宠幸而得势的人。从沈约记载来看,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徐爰、阮佃夫、寿寂之、于天宝、李道儿等,他们出身寒微,按当时的制度来说,是不可能身登高位、掌握大权的,可是,凭借孝武帝刘骏、宋明帝刘彧的恩宠,他们或位极人臣,或手操生杀大权,显赫一时。不过,就时人的评价而言,他们大多是千夫所指的对象,以致于被安置了一个特定的称谓——“恩幸”。

不可否认,这些恩幸之臣,确实有其严重膨胀、腐朽的一面,值得批判。用沈约的话来说,就是“鼠凭社贵,狐借虎威”,即他们本身能力不足,全凭皇帝的恩威;同时,天下人对他们“方涂结轨,辐凑同奔”,都络绎不绝地前往、拜见恩幸之臣;而且,他们搅和是非,还怂恿宋明帝刘彧大肆地、斩草除根地杀戮孝武帝刘骏的亲属和后人。这些罪过,把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,永远也难以洗白了。

但是,历史地看,南朝恩幸群体的兴起,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。孝武帝刘骏有一个创举——首设“典签”之职。其本意是以皇帝身边的亲幸之臣出任年幼宗王的助手,辅助处理文书、办理事务,但事实的发展是,典签们完全承皇帝之命,不仅监督宗王、汇报情况,而且只手遮天、为所欲为,有时还欺负宗王,宗王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于是,典签就成了寒人专权跋扈的典型。由此而后,恩幸王道隆、阮佃夫居然能专顾命大臣之权柄,甚至阴谋废立皇帝,这应该是恩幸权力的顶峰。

问题是,当寒族出身的恩幸专权时,贵族子弟都干嘛去了?他们不是向来都权力不假外人吗?难道他们甘愿被恩幸专权吗?非也。其根本原因应是贵族子弟的腐朽无能。九品中正制为贵族世代相续地坐拥高位提供了法理依据,但是,经历了两百多年发展之后,贵族子弟越来越腐朽、越来越无能,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而士庶天隔的情况,导致了寒族子弟进阶无门,即便他们以军功而登高位,也还是摆脱不了被鄙视的窘境。应该说,自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,其腐朽特质越来越明显。于是,功名心极强而有能力的寒族子弟,便必然地应时而起,所以,典签、恩幸之臣的出现,其实也是南朝寒人兴起的表徵,尽管这个表徵在当时被千夫所指。而当以恩幸为代表的南朝寒人兴起时,南朝社会阶层的转化时刻已经到来,世族子弟高高在上、专权专威的时代必将退出,六朝贵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行将到来。

由南朝社会的士庶天隔来看,当社会阶层固化时,必然意味着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定向化,也意味着社会的病态。一个健全的社会,必然“明扬幽仄,唯才是与”(沈约语),如汉代谋臣娄敬出身戍卒,宰相公孙弘在家放猪时被推为文学,著名的军事将领卫青出身奴隶,陈琳更是辛辣挖苦曹操之人,他们有才即用,不拘一格。这样的社会,才会不断涌现优秀人才,才会形成机会分布广泛、人才全面成长的生机勃勃的局面,因而会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。(萧寒)

淡豆豉 (1).jp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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