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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清风典历】一种风流吾最爱 南朝人物晚唐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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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译文】

《周易》说:“遁卦所言适时而隐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。”又说:“不为王侯做事,保持高尚气节。”因此唐尧取法于天,不勉强许由颍川洗耳的高节;周武王的统治十分完美,最终成全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的操守。从此以后,隐逸之风日盛,其隐居之道接近,而隐居之因却各不相同。有的以隐居来求其心安,有的以避世来保全其认可的大道,有的借以镇静自己躁动的情性,有的以离开危险以求安全,有的以尘俗为垢,借隐居以期改变世风,有的非议现实以激浊扬清。但是,他们甘心劳作于田亩之中,困苦于江海之上,难道一定要以鱼鸟林草为乐吗?也可以说是由他们各自的天性所致罢了。

【小识】

本节是范晔《后汉书》之《逸民传》的论语。《后汉书》是范晔的史学名著,为传世“前四史”“二十四史”之一,史学贡献很大。仅以“传”而言,范晔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基础上增加了党锢、宦者、文苑、独行、方术、逸民、列女七种列传,第一次明确为这些类型的人立传,而且每一类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,因而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,反映了范晔独到而深刻的史学眼光。

对于《后汉书》,范晔最得意的地方是各个历史人物传记后面的赞论,如他所说:“吾杂传论,皆有精意深旨……笔势纵放,实天下之奇作。”(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)即范晔认为,他写的传论不仅意蕴深刻,而且笔势纵横不羁,文质彬彬,为天下奇作。今天来看,范晔的自信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,其史论部分,确实是我国古代历史评论中比较精彩的文字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萧统才将这些本来属于史学的文字,作为典型的“文章”而选入了《文选》。

为逸民立传,既是范晔对东汉以来逸民较多、隐逸之风较盛的社会现实的回应,也是对这类具有清高、耿介品性之人的赞赏。在他看来,隐逸之风渊源悠久,唐尧、周武王都不否定隐逸,无论其归隐的原因有何不同,但他们求其志、全其道、图其安的归隐旨趣,值得一致肯定,何况他们有的还心存激浊扬清的社会情怀呢。

范晔为逸民立传的另一社会契机,就是六朝时隐逸之风的盛行。无论是陶渊明的求田问舍,还是谢灵运的寻山问水,都深深植根于隐逸之风大盛的时代背景。这既有着鲜明的宗教因素,如这一时期佛教炽热、道教流行,都会深刻影响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;也有着传统儒学思想衰微的因素,因为汉末社会动荡,儒家思想不足以牢笼人心,留出了较大的新生思想的空间;还有着政权频繁更迭以及伴随而来的战乱频仍、血腥杀戮和生灵涂炭,让士人倍感命如草芥,有朝不保夕之虞,所以,为求自全,他们纷纷入山林而不返。

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。逸民不事生产,当然就不产生物质财富,按理来说他们就不值得肯定,但是,逸民却又大都有着很好的声名,他们品行高洁,不苟富贵,恬淡退隐,一定程度上是践行着孔子“富与贵于我如浮云”的古训,是在创造和增益着精神价值,进而,如果这些隐士能做到激浊扬清,那不仅是对士大夫个人修身的促进,也是对公序良俗和淳朴民风的敦励,就会产生更大更好的社会效应。所以,唐尧、周武王都不否定隐士,历代统治者也都给隐士以较多的尊重。

如果再放宽视野来看,隐逸思想还是道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、甚至是根本性的内容,是本土文化土壤中诞生的思想之花。当这个思想之花遇到魏晋玄学、魏晋风度时,遇到“竹林七贤”、陶渊明、谢灵运时,它就更为灿烂、放肆地绽放了,于是我们就能看到,中国历史上最地道、最兴盛的隐逸之风,和最地道、最典型的隐士,就都出现在了六朝时期。

嵇康“循性而动,各附所安”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的话,特别能概括六朝时期士人对自我、对本心的坚守和护持。就这点而言,此前此后的士大夫,都不及六朝时期。所以,一定程度上说,隐逸之风的盛行,其实也是与魏晋以来“人的觉醒”的时代主题相一致。“人的觉醒”,可以有不同的向度,可以是尊重个性自由的,也可以是看重社会功业的;可以是独善其身的,也可以是兼济天下的。独善其身,可以在官场,也可以在家庭,还可以在山林、在江海、在寺院。隐士可以独善其身,其实列女也可以,甚至宦官、方术之士都可以。因此,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不一定要给隐逸之风、隐逸之士给予多高的评价,因为它毕竟只是整个时代风习中之一斑。但是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隐逸带给历史的更多是积极的一面,他体现的是向往自由、尊重个性、自甘淡泊、不苟富贵、不慕浮华的可贵节操。由此,再来看范晔《逸民传论》的思想价值,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范晔独具而深刻的历史眼光。(萧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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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盆草:该品茎纤细,长可达20cm以上,部分节上可见纤细的不定根。气微,味微苦。清利湿热,解毒。用于湿热黄疸,小便不利,痈肿疮疡,急、慢性肝炎。有降低谷丙转氨酶作用。主产于浙江、安徽、江苏、湖北等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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