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《周易》说：“遁卦所言适时而隐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。”又说：“不为王侯做事，保持高尚气节。”因此唐尧取法于天，不勉强许由颍川洗耳的高节；周武王的统治十分完美，最终成全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的操守。从此以后，隐逸之风日盛，其隐居之道接近，而隐居之因却各不相同。有的以隐居来求其心安，有的以避世来保全其认可的大道，有的借以镇静自己躁动的情性，有的以离开危险以求安全，有的以尘俗为垢，借隐居以期改变世风，有的非议现实以激浊扬清。但是，他们甘心劳作于田亩之中，困苦于江海之上，难道一定要以鱼鸟林草为乐吗？也可以说是由他们各自的天性所致罢了。

【小识】

本节是范晔《后汉书》之《逸民传》的论语。《后汉书》是范晔的史学名著，为传世“前四史”“二十四史”之一，史学贡献很大。仅以“传”而言，范晔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基础上增加了党锢、宦者、文苑、独行、方术、逸民、列女七种列传，第一次明确为这些类型的人立传，而且每一类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因而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，反映了范晔独到而深刻的史学眼光。

对于《后汉书》，范晔最得意的地方是各个历史人物传记后面的赞论，如他所说：“吾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……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”（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）即范晔认为，他写的传论不仅意蕴深刻，而且笔势纵横不羁，文质彬彬，为天下奇作。今天来看，范晔的自信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，其史论部分，确实是我国古代历史评论中比较精彩的文字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萧统才将这些本来属于史学的文字，作为典型的“文章”而选入了《文选》。

为逸民立传，既是范晔对东汉以来逸民较多、隐逸之风较盛的社会现实的回应，也是对这类具有清高、耿介品性之人的赞赏。在他看来，隐逸之风渊源悠久，唐尧、周武王都不否定隐逸，无论其归隐的原因有何不同，但他们求其志、全其道、图其安的归隐旨趣，值得一致肯定，何况他们有的还心存激浊扬清的社会情怀呢。

范晔为逸民立传的另一社会契机，就是六朝时隐逸之风的盛行。无论是陶渊明的求田问舍，还是谢灵运的寻山问水，都深深植根于隐逸之风大盛的时代背景。这既有着鲜明的宗教因素，如这一时期佛教炽热、道教流行，都会深刻影响士大夫的思想和行为；也有着传统儒学思想衰微的因素，因为汉末社会动荡，儒家思想不足以牢笼人心，留出了较大的新生思想的空间；还有着政权频繁更迭以及伴随而来的战乱频仍、血腥杀戮和生灵涂炭，让士人倍感命如草芥，有朝不保夕之虞，所以，为求自全，他们纷纷入山林而不返。

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解读。逸民不事生产，当然就不产生物质财富，按理来说他们就不值得肯定，但是，逸民却又大都有着很好的声名，他们品行高洁，不苟富贵，恬淡退隐，一定程度上是践行着孔子“富与贵于我如浮云”的古训，是在创造和增益着精神价值，进而，如果这些隐士能做到激浊扬清，那不仅是对士大夫个人修身的促进，也是对公序良俗和淳朴民风的敦励，就会产生更大更好的社会效应。所以，唐尧、周武王都不否定隐士，历代统治者也都给隐士以较多的尊重。

如果再放宽视野来看，隐逸思想还是道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、甚至是根本性的内容，是本土文化土壤中诞生的思想之花。当这个思想之花遇到魏晋玄学、魏晋风度时，遇到“竹林七贤”、陶渊明、谢灵运时，它就更为灿烂、放肆地绽放了，于是我们就能看到，中国历史上最地道、最兴盛的隐逸之风，和最地道、最典型的隐士，就都出现在了六朝时期。

嵇康“循性而动，各附所安”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的话，特别能概括六朝时期士人对自我、对本心的坚守和护持。就这点而言，此前此后的士大夫，都不及六朝时期。所以，一定程度上说，隐逸之风的盛行，其实也是与魏晋以来“人的觉醒”的时代主题相一致。“人的觉醒”，可以有不同的向度，可以是尊重个性自由的，也可以是看重社会功业的；可以是独善其身的，也可以是兼济天下的。独善其身，可以在官场，也可以在家庭，还可以在山林、在江海、在寺院。隐士可以独善其身，其实列女也可以，甚至宦官、方术之士都可以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不一定要给隐逸之风、隐逸之士给予多高的评价，因为它毕竟只是整个时代风习中之一斑。但是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隐逸带给历史的更多是积极的一面，他体现的是向往自由、尊重个性、自甘淡泊、不苟富贵、不慕浮华的可贵节操。由此，再来看范晔《逸民传论》的思想价值，我们确实能感受到范晔独具而深刻的历史眼光。（萧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