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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清风典历】人能弘道奈命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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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【译文】

 忠贞正直则会冒犯君主,超然独立则不合世俗,其理势必如此。所以树木高出于森林,风必刮断它;土墩突出于河岸,急流必冲刷它;德行超出于常人,人们必会非议他。前车之鉴不远,后人已重蹈覆辙。然而志士仁人却依然行之无悔,坚持操守而不丢,为何?因为要实现志向、成就美名。若求实现志向,就得冒风波于险途;若求成就美名,就得经受当时谤议。可他们却能泰然处之,就是因为他们在图谋久远。子夏说: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”所以,道将要推行、命将要富贵时,就像伊尹、吕尚重用于商、周,百里奚、张良重用于秦、汉,不去苛求却能自然得到,不去邀请却能自然相遇。道将要废止时,命将会卑贱,难道君子仅仅以之为耻而不去追求吗?其实他们明白:即便追求也得不到。

 【小识】

 本文作者李康,可能是《文选》中生平资料最少的作家。我们仅从李善注中得知,李康字萧远,中山(今河北定州)人,性格耿介,不合俗,魏明帝赞赏其文,任之为寻阳长,以病卒。其他信息极少。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湮没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,却留下了一篇(也是唯一一篇)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字《运命论》,让人不禁感慨。

 文章集中论析运、命、时对人生际遇的影响。大致来说,他所谓“运”主要与时代治乱相关,“命”与仕途穷通相关,“时”与人生贵贱相关。在他的认识里,大前提是命有定数,难以违抗,如伊尹、姜太公、百里奚、张良等都生逢其运,所以能出将入相;周幽王、叔孙豹等早有灾祥征兆(时运不济),故死于非命;这样的命定,人们无需太过愤激,得认命。但是,也有部分志士仁人为了遂志成名,奋不顾流俗,皎然前行,这里面既有对天命一定程度的顺从,也有为了志向而甘冒风险、甘受谤议的叛逆。总体上,李康还是认可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“积善余庆”“既明且哲,以保其身”的人生训诫。

 在我们看来,这样的命运观其实有着较多的合理成分,尤其是放在古代认识局限的背景下,放在君臣关系无常、士人遭际完全系于君主好恶的背景下时,士人既看不透命运的本质,又渴望积极有为、不随波逐流,于是就会出现既相信命定、又甘冒风险之叛逆的命运观。更为可贵的是,由于生性耿介、不合流俗,所以,李康心中蕴藏着许多愤激情愫,于是他便在文中借题发挥,极力抨击官场、世情中的种种丑恶,将“苟合之士”的无是无非、趋利逐势的嘴脸,与“忠直之士”的“木秀于林”、矢志无悔的形象,进行了鲜明的对比,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。

 《运命论》两千余字,在《文选》中确为长文,但由于议论风发,思理致密,语势贯珠,文气畅达,因而读来感觉气势如虹,波澜壮阔,尤其是在对句比例如此之高的文章中,能做到这样的行文气势,殊为不易。所以钱钟书先生赞叹说,本文足以“左挹迁袖,右拍愈肩”(《管锥编》),即完全可以比肩于司马迁、韩愈,这确实是极高的评价,钱先生还说是“物好恨少”,言下之意,李康所存的文字太少了,颇感遗憾。这样评价,我们完全认同。

 从主题的角度来说,如果把本文放在古代描写、辨析命运的文章系列中来看,则本文的价值就更为凸显了。孔子有“人能弘道,无如命何”的慨叹,庄子在思考命运时有“梦蝶”的传奇,司马迁发出了“常言道,天道与善人,是耶非”的质疑,命运总是让这些睿智之士百思而不得其解。而从宋玉《九辨》悲叹士人坎坷失路之后,“士不遇”的主题成为文人普遍的写作倾向,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、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赋》、司马迁的《悲士不遇赋》、扬雄《解嘲》、皇甫谧《玄守论》、刘孝标《辩命论》等,都在讨论穷达出处、富贵贫贱等人生问题,都有着对命运的深长思考。他们生性耿介,不求苟合,所以他们批判世情的凉薄,慨叹才难为用,但这些文章大多是以对话、抒情、铺写为主,议论较少,思辨性较弱。相比而言,李康的《运命论》对命运的辩证思考最深入、对浇伪士风的批判最严厉,因而思想性最鲜明。(萧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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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商陆:干燥根横切或纵切成不规则的块片,大小不等。气微;味稍甜,后微苦,久嚼之麻舌。通二便,泻水,散结。治水肿,胀满,脚气,喉痹,痈肿,恶疮。主产于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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