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有位德高望重的先生，把自有天地以来的时间看作一日，将万年之久视为瞬息，以日月为窗户，以八荒为庭院路径。他行走不留足迹，居住没有房屋，以天为帐，以地为床，无拘无束，任意往来。静时手不离杯，行则提壶携酒，唯酒是好，别无他念。

有一位尊贵公子，和一位宽服隐士，听到我的嗜酒之名，便品头论足不已。……此时的“先生”，正手捧酒瓮，面对酒糟，频频举杯。……他醉了毫无知觉，醒来后头脑清醒；侧耳不闻迅雷之声，细看不见泰山之形；感觉不到寒暑触肌的冷热，也没有利益和欲望等感情。他俯观万象，只见万象纷乱，犹如江河中飘荡的浮萍。公子和隐士立于我旁，我视之如蜾蠃与螟蛉。

【小识】

刘伶在“竹林七贤”中官位最低，任职时间亦最短。他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“土木形骸”，在那个颇为看重相貌、尊颜的时代，尤其是在与丰神俊朗的嵇康相比时，他确实相形见绌太多了。据史书记载，他“澹默少言，不妄交游”，恬静自守。不过，在嗜酒这一点上，他与阮籍同病相怜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所以，推测是阮籍介绍刘伶加入了“竹林之游”。即便预入“竹林”，刘伶也极少有活动记载。大概在竹林之游的二十年后（公元278年），他才出任老朋友、建威将军王戎的参军，但很快被罢官，终老于家。

刘伶之著名，主要是他嗜酒、颂酒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”，是“唯酒是务”。他出行常携酒，让随从带着铁锹，说：“我若醉死了，你们就地掩埋而已。”妻子劝他戒酒，他却哄骗妻子，借祭祀而自斟自饮，说：“妇儿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为了喝酒，刘伶抛弃了礼节、尊颜和功名，完全沉浸在饮酒的“其乐陶陶”中了。《酒德颂》描绘的正是这样的一幅场景：“大人先生”德高望重，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，与造化同游，任意来去；而这样的放浪形骸，却引起了“公子”“处士”的不满，他们品头论足，横加指责；但是，“大人先生”根本不予理会，依然故我地酩酊大醉，“先生”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物议、指责的蔑视！在刘伶看来，醉眼朦胧中的人间万象，只不过是江汉浪涛中无足轻重、随波逐流、毫无个性特色的浮萍而已，只有醉中的自己随意所适，无忧无虑，那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！

按理，古人借酒成礼，借酒助兴、浇愁，故喝酒本极为常见，无甚奇特之处。但是，魏晋时期文人痛饮酒，甚至沉湎于酒，极为常见，乃至于成为士大夫竞相崇尚的风流韵事。正因其普遍性和程度之重，因而饮酒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士人文化的特点。孔融诗云“座中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”，曹操诗有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，阮籍据说可以连醉四十余日，陶渊明的诗篇篇有酒，而最典型者莫过于刘伶，他的生命就寄托于酒，酒就是他的生命。

当这样过分地饮酒成了时代文人的特点时，我们就能看出，魏晋文人其实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追求个性化的自我，追求生命的本真。他们反感于礼教的繁复和虚伪，所以，就出现了嵇康为了生命的尊颜而以死抗争的绝响，出现了阮籍苦闷中的“穷途一哭”，出现了刘伶这样彻头彻尾地以酒为生命支柱的“醉侯”，甚至还有孔融，为了酒而冒犯曹操，称“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著旨酒之德”。应该说，饮酒是深入地融入了魏晋士大夫的的生命里，体现了他们的人生思想和人生态度，进而也融入了他们的诗篇和文章中，所以鲁迅先生敏锐地指出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“魏晋风度”深刻地体现了魏晋时期“人的觉醒”。魏晋士大夫尊重本我，张扬个性，肯定人情，循性而动，都想活出个自我面貌来。类似的例子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在“人的觉醒”的基础上，他们对于文学、艺术也都有了系统的新认识，比如充分肯定诗歌的“缘情”和辞采华美，追求绘画的“气韵生动”，引导书法走向妍美、流丽。于是，中古文艺英姿勃发的新时代即将到来！用宗白华先生的话来说，这是“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，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”。

如果从这个高度去看刘伶那些背情越礼、嗜酒贪杯的行为，那么，我们也能得出结论，即：刘伶是那个时代有思想、有追求的叛逆而率真的士大夫，他是用醉酒的方式追求和践行着崭新的理想人格，他是“魏晋风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（萧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