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

 每想起往昔南皮之游，确实让人难以忘怀。……我们高谈阔论，心情舒畅，清筝悠扬，悦耳动听。驰马射猎于城北校场，聚会宴饮于城南馆舍。甜瓜浮于清泉之上，红李沉于寒水之下。白日西沉，朗月东升。我们同乘共载，赏玩月夜后园的美景车轮徐徐转动，宾客寂然无声。清风入夜吹起，悲笳呜咽低吟。欢情易逝，悲哀随来，令人怆然伤怀。于是我回头感慨：这样的兴致恐怕以后难以为继吧？你们也都以为然。如今，我们果然分别，天各一方，阮瑀已经永远离去，化为异世鬼神。每想及此，便不禁想：我们何时才能重聚呢？

 如今时当仲夏，南风吹拂万物，天气和暖，众果皆繁。我有时驾车出游，沿着黄河北岸弯曲而行，侍从鸣笳开路，文学官乘副车跟随。季节虽同，时势已异，警务虽在，人事已非，我心更其悲伤！

 【小识】

 本文是魏文帝曹丕写给其心腹吴质的书信，时间在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五月，曹丕28岁。当时曹操正率军西征汉中的张鲁，曹丕驻军于孟津关（今河南孟津县）。孟津是著名的黄河渡口，曹丕在此为曹操留守战略通道，军旅闲暇时，他也偶尔抒发其婉约的文人情怀。

 就曹丕来说，其根本身份是太子、帝王，文人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侧面而已，但就历史影响而言，曹丕似乎更像是个文人，因为他的诗文比曹操、曹植的更清新，也更私情化。曹操、曹植的诗文中总是盛满着天下、苍生、理想、抱负，而曹丕则更醒目地呈现了一介文士的私己情怀，诸如孤独、念友、因景起兴、感慨生死、黯然神伤等，具有浓郁的文人气。其实，在政治上，曹丕放弃了曹操时期的“唯才是举”，改用九品中正，为了平抑尚书权力而首设中书省，大力抑制宗王势力等，这些措施无论成效是否积极，但确实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。其著《典论》一书，企图垂诸青史，更是体现出宏大的文化理想。应该说，相比曹操、曹植而言，曹丕虽然似乎不显山露水，但其实是一个实力派的政治家和作家。

 吴质才学通博，是曹丕十分信赖的文臣，尤其是在曹丕、曹植争太子的过程中他立有大功，因而备受器重，与司马懿、陈群、朱铄一起并称曹丕“四友”，官高位重。吴质也因此怙威肆行，飞扬跋扈，对此，史书颇有微词。基于此，曹丕、吴质间的书信往来，既有很高的文学水平，也有微妙的政治讯息，比如他给曹丕的书信备示款诚，而给曹植的书信则虚与委蛇等。

 朝歌，在今河南鹤壁市南淇水边上，为商朝古都。曹丕写此信时，吴质刚从朝歌令调任元城（今河北大名县）令，曹丕仍称朝歌令，大概是习用旧称之故。在信中，曹丕集中回忆了他任五官中郎将时，与吴质等一起赴猎于南皮的情景（应该在建安十六年五月）。南皮在漳水下游的渤海之滨（今河北沧州），距离邺城五百余里。曹丕等不惜驱驰五百里地而射猎，可见其训练军队的决心之大。当然，曹丕的帐中从来都少不了高才文人，这也必然会助长他们的雅兴。于是，他们白天驰逐校场，高谈阔论，夜晚披着月光去后园游玩，月夜清笳给人印象尤深。连曹丕自己也感慨：这样往返千里校猎军队、乘月游园，可能很难再有了！所以，他油然而生乐往哀来的慨叹，尤其是想起当时游园的阮瑀早已去世，曹丕更不免物是人非、不胜今夕之感。

 五年之后，又一个烟花烂漫的五月，曹丕驻马黄河北岸的孟津渡口，惆怅地追忆往事、怀念故人。这样的心思，不像是一个军旅倥偬的青年将领，更不像是一个处心积虑、争权谋利的政客，而是一个多愁善感、黯然神伤的多情才子和文人。其清词丽句的文字，就着真挚的感情轻轻流淌、娓娓诉说，此刻，所谓的金戈铁马、江山社稷和理想壮怀，早已被过滤掉了，诉说出来的是那动人心弦的多愁善感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曹丕其实是建安文学中特别性情化的人，用沈德潜的话，就是 “便娟婉约”、“有文士气”。如果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看，曹丕这样的“文士气”，既是对汉代文人言必政教之风的变革，也是对后世文人感物伤怀思路的开启。不管后世文人的感物伤怀能多大程度地受曹丕的影响，但理论上看，至少曹丕是这类思路的最早作者之一，也是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作者之一。（萧寒）